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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通胀成因分析与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导致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受困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疲弱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潜在的通货紧缩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辅之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特别是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实施的这种宽松货币政策释出的过剩流动性,使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面临新一轮通胀形势,外部流动性过剩与国内多种因素交织,加大宏观调控难度,治理通胀任务艰巨。

一、中国面临持续的通胀压力

(一)通胀压力持续

本轮通胀起于201010月。1-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小幅上升,同比增幅均维持在4%以下水平。进入10月份,CPI同比上涨4.4%,之后连续4个月 CPI同比增幅都超过4%,其中11月份CPI增幅高达5.1%。在实施一系列调控措施后,今年2月份CPI有所稳定。据国家统计局311日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4.9%,与1月份持平,高于市场预期的4.0%;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2%,高于1月份的6.6%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公布的CPI是国家统计局1月份对CPI篮子中八大类产品价格权重进行调整后所得的结果。在调整中,居住类权重提高4.22个百分点,食品类权重降低2.21个百分点。从趋势看,这种调整有利于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通胀水平。

(二)通胀影响不容忽视

通胀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危害较大。从宏观影响看,通胀使价格信号失真,引起货币幻觉,可能会导致投资者盲目投资,引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非理性调整,最终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资源配置低效。从微观影响看,通胀通过降低真实货币购买力,使货币持有者遭受资本损失,相当于征收一种通胀税。因财富持有形式和收入来源不同,通胀税对不同群体影响不同。低收入者持有现金类财富占比相对较高,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因而遭受通胀冲击相对较大。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恶性通胀引发社会不稳甚至动荡的案例,在近期中东北非政治动乱中,通胀居高不下也是主要诱因之一。

二、本轮通胀形成的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一国通胀成因兼具国际和国内双层因素。中国本轮通胀也受到国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

(一)国际层面因素

一是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实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长期实施低利率货币政策,将基准利率水平分别维持0-0.25%1%0.5%0-0.1%不变。201010月以来,日本、美国和英国等经济体相继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方面,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形成货币超发,导致美元等储备货币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201067日的88.66跌至2011316日的76.60,贬值幅度超过13.6%。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过量流动性大量流入国际商品市场,推高大宗商品价格。2011120日国际商品市场上金属、粮食、原材料、原油和黄金的价格指数分别比201011日增长20.9%30.28%108.74%11.44%26.16%。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上游向下游传导,给包括中国在内新兴经济体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2010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价格平均上涨13.7%,比上年高27.0个百分点,远高于出口价格平均上涨幅度2.4%,表明输入型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三是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主要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实体经济困境,却通过汇率和资本流动等渠道流入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经济体。例如,在美联储、日本央行宣布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一周内,都出现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净流入量激增的现象。

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高涨。在人民币利率水平高于主要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在套利和套汇双重驱使下涌入中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测算,2001-2010年期间共有2890亿美元“热钱”流入国内,其中2009年和2010年流入量较大,分别为291亿美元和755亿美元。

(二)国内层面因素

中国通胀风险不仅与货币供给有关,而且还受到经济结构、价格形成机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是货币供给。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超出GDP增速现象长期存在,近几年来更是持续增加,1980年、2008年、2009年和2010M2/GDP比例分别为36%151%175%182%2009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分别为9.5万亿元和7.95万亿元。货币供给增速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关,也与近年来我国“双顺差”引起的外汇占款不断增加有关。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2.85万亿美元,比2009年底激增4481亿美元,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给量因而不断增加。

二是需求拉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4万亿元财政刺激措施,实施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形成较强的市场需求。这些新形成的需求与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共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带动价格水平上升。

三是成本推动。成本推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据统计,2010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度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4%左右,增速快于上半年,导致农业、服务业等包含人工成本较高的商品价格出现较快上涨。二是受资源价格改革影响,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逐步提升,2010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比上年高17.5个百分点,下游产品价格随之上升。

四是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内外失衡问题是诱发通胀的主要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内外部门发展不均衡、不合理,出口部门过度发展,造成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储蓄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储蓄率过高,总储蓄率长期大于投资率,而对外投资不足,只能对外购买美元金融资产,此后这些资产又以外国直接投资(FDI)等形式回流中国,造成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以上这种“双顺差”局面长期存在,造成央行被迫增发本币,货币供给不断增加。

五是灾害天气等意外因素。去冬今春,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长期干旱,导致农产品供给下降,价格上涨。

从以上通胀成因分析看,外部因素与短期因素是本轮通胀的主因,但内部因素与长期因素不容忽视。

三、本轮通胀治理措施

去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组合政策”来治理通胀,取得初步成效。

(一)收紧银根

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来管理通胀预期。201010月以来,央行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累计均上升75个基点,分别至3%6.06%。截至2011321日,央行9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20%。紧缩货币政策措施已初显成效。近几个月广义货币M2增速与人民币贷款增速都逐渐下降。

(二)控制房价过快增长

国务院出台新国八条,进一步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明确地方政府调控责任;二是单列保障性住房用地,确保用地增加供给,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范围;三是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将二套住房首付提至六成,全额征收二手房交易税,等等。上述措施有效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态势。

(三)保证粮、油、菜基本供应

本轮通胀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为此,相关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和抗灾救灾,降低费用,减少粮食运输成本,加大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支持力度,增加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加大储备粮油市场调控力度,支持农副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四、通胀治理的政策两难

(一)治理通胀与经济发展

无论紧缩银根还是调控房地产,这些政策措施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紧缩银根会增加资金成本,降低投资与消费需求。前几年扩大内需政策所形成的基建项目,若因资金成本增加而停止投资,则会引起新一轮坏账积聚。调控房地产,则会减少对上游行业(如建材、钢铁、铁矿石)和下游行业(家电、家具等)的需求,影响这些行业的发展。

(二)治理通胀与减缓升值预期

通胀与汇率升值预期引起的资金流入密不可分。若继续提高基准利率,人民币与主要储备货币之间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这反而会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国内,不仅产生新一轮通胀压力,而且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

(三)治理通胀与压缩对冲成本

央行票据是央行用以调控国内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之一。利率增加导致央票发行利率高企,吸引更多“热钱”流入,从而增加央行对冲成本。截至2010年底,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分别为2.0156%2.5115%,较年初分别上升64.72个和75.10个基点,央行对冲操作成本增加较快。

五、我国通胀走势与应对措施

(一)通胀走势

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将继续“双速”复苏,主要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根本改变,大量资金将持续涌入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家,国内货币存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速。中东北非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粮油等大宗商品市场中存在的投机炒作因素,将使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减。德意志银行近期预测,中国CPI涨幅在今年6月份将达到5.8%左右的峰值,此后会有所下降。摩根大通预测2011年全年CPI增幅约为4.3%,高于政府设定的4%的年通胀目标。

长期看,中国经济将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工资与物价螺旋上升是长期趋势。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程,环境与社会成本将内化至要素价格中,推动下游产品价格上升。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地矛盾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通胀会长期存在。

(二)治理通胀政策措施

我国今后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通胀压力之下,应做好应对通胀长期准备。要对通胀成因及走势做出正确研判,注重内部平衡措施与外部平衡措施相结合,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两兼顾。

从当前看,一方面要采取促进内外部平衡政策,努力扩大内需,稳步推进包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控制好流动性同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保障粮油生产、流通和储备,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加快由依赖外需向内需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要高度重视这一转型期内供求总体平衡问题,重点防范成本推动型通胀。要实施鼓励科技创新各项政策,加快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特别是瓶颈行业供给,抵消由于劳动力成本以及社会、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

 

(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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