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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财经外交重要性的分析

朱光耀

一、2006-2010年中国十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对中国,对世界都将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十一五是我国二十一世纪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时期,对我实现二十一世纪的三大伟大历史使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过去二十六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在202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并进而使中国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成为现实。对世界而言,中国十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发展方式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004年中国GDP总额世界第七(实际上2003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意大利,倘若无欧元和美元的汇率变化因素,2004年意大利GDP增长0.3%,中国9%,中国总量排列在意大利之前),预计在十一五中期,中国的GDP总额将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2004年英国GDP2.14万亿美元,法国为2万亿美元,中国为1.65万亿,德国为2.71万亿),在十一五末接近或超过德国。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人均GN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但总体经济实力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实现党中央确定的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战略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

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物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物质力还包括资源力、科技力、军事力等,而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物质力,还要考虑精神力,即通常所说的软实力,也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包含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外交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但必须明确,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其它各项事业受到制约,也发展不起来。因此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当它以可持续方式,或者说是考虑到绿色GDP因素之后,其所代表的价值对国家的科技力、军事力、文教力,乃至国家、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近期以来,为什么世界的政治家,顶级的经济学家、企业家云集中国的原因。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了解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对世界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崩溃论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上有些人现在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忧心忡忡,拉姆斯菲尔德说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增加军事实力,李光耀强调中国要首先发展软实力,不同的政治家的言论,代表了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联系利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中国自身也势必改变世界。而我们发展的基本原则也非常明确,即: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我们的发展不威胁任何人,我们希望互惠双盈。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有人说三道四,从而在发展问题上有任何的松懈。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自始至终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二、外部世界如何分析中国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和世界经济已日益融合成为一体,日前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全球GDP4%,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6%,但近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7.5%,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开放度非常高,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某种乘数效应。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高主要表现为两点: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约为70%,而美国为20%,日本为25%;中国对外来直接投资一直持欢迎态度,是吸引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拉迪估计,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度为5.7%,超过日本的5.1%,仅低于美国的18.5%和欧盟总体的12.2%。中国快速增长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贫困人口减少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6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以下,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不包括中国,1987年至1998年全球贫困人口增加8200万,包括中国则减少800万。

目前,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增长强劲,带动了世界原料及能源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价格上扬为原料及能源出口国带去了福音,但同时因为中国大量出口价低质优的产品,又遏制了原材料和能源进口国的通胀压力。《经济学家》分析,从2000年以来,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翻了3倍,其上扬幅度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不相上下,然而石油价格的飞涨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引起通货膨胀的高涨及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缘故。

三、为保证十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我应妥善处理的三个对外经济关系

(一)妥善处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事关我国重大利益

美国的经济规模和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程度决定,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又是同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密相联系的,中美关系总体而言,存在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双方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二是现有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有效交流途径,包括首脑热线已经建立;三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抗不利的认识使双方分歧受到制约。但是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也存在三大障碍:一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二是美国国内一股中国威胁论的力量;三是在台湾问题上少数美国人持的一个中国过时论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年内始终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的中美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重要基础在某个阶段变成中国威胁论和美对华贸易保护势力的口实。中国威胁论作为抽象的口号尽管耸人听闻,但经不起事实的批驳,而与此相联系的对华贸易保护势力的关注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加以应对,概括而言,美对华贸易保护势力的关注点主要有以下10点:

1.中国履行WTO承诺与否,特别是知识产权问题,关系到美国制造业的生存。

2.除劳动密集型产品外,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很快,对美国战略行业形成威胁。

3.注入中国的FDI数量始终不减,在一些年份甚至超过美国。

4.担心大中华经济圈的崛起。

5.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划分势力范围,日本被边缘化。排挤美国。

6.扩大廉价商品出口,挤占美国就业机会。

77000亿巨额外汇储备,干扰国际金融秩序。

8.人民币币值人为低估,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9.美国与拉美的经贸关系,因为中国的需求和资金的渗透,受到影响甚至恶化。

10.动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由于墨西哥在产品和吸引FDI方面与中国相比均不具备优势,使NAFTA失去了说服力。

上述10点的焦点为三条:一是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承诺;二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三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问题。

上述三个问题实际上折射出了美国在执行其全球化战略时出现的三大矛盾:一是全球化战略同国内就业发生了矛盾,它本质上是美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二是美国奉行的出口管制政策同其贸易平衡发生了矛盾;三是美国某些决策者的冷战思维同吸引外资发生了矛盾(如对中国购买美国债的认识和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在美引起的轩然大波)。这三大矛盾反映出美国实行全球化战略的双重标准,全球化只能对我有利,不能对你有利,这三个矛盾是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原因。

虽然中美经贸关系凸显紧张,但是在小布什的任期内,中美经贸关系不但不会破裂,反而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美不会发生贸易战,经贸关系仍是整个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其原因:

第一、布什代表共和党的理念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政府基本上代表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实行经济全球化战略则是美国大公司在全球谋取生存和发展,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唯一选择。美国跨国公司已经从在中国的部署中尝到了极大的甜头。中美贸易逆差不过是美国实行全球化战略和国际分工的副产品,如果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得逞,中美打起贸易战,全球化战略在中国这个环节断裂,美国将满盘皆输。布什为了维护跨国公司的利益,最终将不会允许国内某些利益集团打乱其全球化部署。

第二、美国消费者已从对华贸易和投资中获得了在其它任何国家都得不到的高回报,过去十年估计受益金额高达6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价格低得无人可比,以衬衣为例,从进口到岸价格看,中国是1.84美元,其它地区是4.42美元,美国本地生产是7.63美元。低成本,高价格销售,公司赚钱,消费者受益,通过销售税对美国州财政也做出贡献。

第三、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受惠于中国,据美国财政部宣布,到20051116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2522亿美元(这个数字1月份是1945亿,8月份是2480亿),中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大美国债券持有者。支持了美国长期债券的低利率,支撑了美国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繁荣。

总体上看,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而依存度越高,破裂的成本就越大,双方都经不起破裂的代价。因此,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是可能的,经贸关系仍将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

美国经不起对华贸易战,但也不可能改变其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所以,中美经贸关系注定了在颠簸中前进,而颠簸的程度将随美国内部的政治需要时高时低。因此,我们要视摩擦为常态,要以平常心来灵活应对,力争在颠簸中使双边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几个热点看,虽然都是麻烦,但其分量并不一样。纺织品问题虽然急切,但是局部问题,分量不是最重;人民币升值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分量很重,是全局问题。但美国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有较大的周旋余地,在中国设厂的跨国企业对此问题非常敏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同盟军;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方大小公司利益一致,是普遍的诉求,但对中国来说,也是中国的诉求,趁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度对我们也有好处。

在纺织品问题上,要美国不设限不可能,争取欧洲模式也不太可能,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布什希望通过纺织品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来平息国会及一些制造商组织的不满,推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通过。这个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在拉美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如果协议讨论实施,美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80%将被免除关税,这有利于增加美国对中美洲地区的出口,促进美国的就业。728日,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说明布什对纺织业保护主义让步的策略已经奏效,这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而且为讨好国会,还附加承诺要扩大对中国进口服装的限制。

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布什政府非常清楚:第一,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第二,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金融风险,这既不是中国能承受,也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

在知识产权问题,美国明知中国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也知道彻底解决并不容易,就连美国自己也做不到,但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发难,显然是想把它作一个筹码对我施加压力。虽然中美经贸摩擦有加剧的趋势,但从根本上说,中美贸易关系是互利的,是可以做到双赢的。两国经贸关系与两国政治关系也是相互为用的,经贸关系可以成为政治关系的稳定器,政治关系可以对巩固、发展经贸关系起促进作用。

(二)突出开放性包容性因势利导推进东亚合作

近年来,我国将东亚东盟加中日韩10+3成功建设为周边外交依托,大国外交平台。通过东亚合作调动和引领了周边环境中的对话合作势头。更重要的是我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借10+3合作得到广泛宣传和实践,中国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周边逐步确定。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东亚合作的自身形态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形成新的思路。

一方面10+3已经走上制度化发展的轨道,东亚货币互换安排,亚洲债券市场的雏形,亚洲货币单位的出现,表明共同的东亚意识正在形成,10+3是这一潮流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10+3每年都提出新项目、新倡议,合作内容不断充实,但东亚内部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一些先天缺陷也日益制约着合作的深化发展。东盟仍然是东亚合作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但其内部缺乏一个有力的领导核心,影响力受到领导权之争等内部分歧的牵制,难以提出长远明确的战略规划。美国担心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蚕食美日对亚洲的领导权,担心10+3成长为由中国主导的排斥美国的地区安排,或至少对美亚太同盟产生离心力,美国最担心中国推广中国式的所罗门主义,即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为防止东亚脱离美战略轨道,美开始推动日、新加坡等在东亚内部协助维护美利益,鼓励澳、印等进入东亚合作框架以平衡中国,使得东亚合作的内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目前,区域内没有太多声音主张10+3朝排他性地区集团方向发展。东亚峰会召开在即,并扩大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合作外延扩大,经东盟坚持和各方折中,峰会将主要讨论战略问题,每隔几年在东盟国家轮流举行,尽管东亚峰会将与10+3双轨发展,但其方向和进程必然与10+3密切联系。因此,东亚已形成以东盟一体化为圆心,东亚10+3为主体,东亚峰会为外围的同心圆结构。但是要注意引导峰会朝健康方向发展,不能冲淡已经成熟的机制。

我需从促进和平与合作的大视野出发,全面衡量新时期在东亚合作中的利益,突出开放性包容性顺应潮流推进东亚合作,将东亚营造为我全球战略依托。我国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10+310+1两大支柱,我们苦心经营多年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其重要性。

中国正由地区大国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全球力量,我参与和影响东亚合作的国家地位已发生转折性变化,我们要从更高的角度,以更广的视野审视东亚合作并制订相关政策,使今后的东亚合作在继续发挥周边外交依托作用的同时,逐渐成为我在全球层面上强化地位,争取伙伴,扩大影响的战略工具。

当前我在东亚合作中需要处理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实践开放性包容性的主张,而我政策的张弛举措,已成为决定东亚合作走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关系到美等西方国家对东亚合作态度的演变,也关系到我顺势开展对日本的工作,东亚合作内部凝聚力的维护和提升。特别是在目前,中日关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日韩三边对话平台对我外交大局有利,中日韩合作要尽可能保持平稳发展,同时又要坚定不移地压制日本极右势力的影响,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日本我们的方针是既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开展严肃斗争,又努力维护两国在经贸、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正常交往。要以民促官,以经促政,以文化交流带动和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我可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充分照顾东盟利益和关切、尊重其维护主导权,设计东亚合作的努力;二是调动区域内外各种积极因素,服务于东亚合作;三是更多地考虑中美关系因素,通过在东亚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减少美疑虑,利用东亚合作促进中美在亚洲的对话与合作,逐步营造中美全球战略对话的基本构架。我们要明确告诉美国,东亚合作绝不是排外的,欢迎其参加,共同为本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但美国也要承认中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四是对东亚合作中远景研究的各种建议主张和成果持开放心态,广纳群言,顺其自然。使我在东亚合作中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与各方汇合在一起,并更好地巩固在新形势下保持和扩大东亚合作的基础。

(三)妥善处理作为我整体对外政策基础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国际关系,包括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具有全球影响,负有全球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这在客观上带动我国家利益和国际诉求多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问题上依然有众多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这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而作为世界重要大国,我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与其它大国有着共同利益,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有多种分歧甚至碰撞。新时期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有同有异有分有合,多元化的复杂关系。

  在南北鸿沟不断加深的今天,南南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从经济上看,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新兴工业国,其人均GDP6-7000元至一、两万美元之间,如韩国、新加坡、巴西、土耳其等。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800美元至6000美元之内,构成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第三类为最不发达国家,共44个,大部分在非洲。最富的发展中国家已接近发达国家,最穷的则生存维艰,天壤之别。另外,在美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分化加剧,加之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有差异,发展中国家内部不断分化重组,影响到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南南合作产生影响。近年来,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全球发展中国家组织影响减弱,而南、北方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组织却相当活跃,这既与国际大气候有关,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新形势对我实施统一的发展中国家政策提出了挑战,也增加了我对发展中国家工作的难度。

  经济全球化对于各国的机遇和挑战并不相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主动把握机会,迎接挑战,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可为受益者和先富起来的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仓促应战,处境窘迫。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则进一步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加剧的态势同时在发展,由于经济结构较为雷同,产业形态相对单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竞争加剧。在我遭遇的反倾销诉讼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市场,加上各大国纷纷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争夺力度,发展中国家政局变化太快,台湾当局推行的银弹外交对我作发展中国家工作造成较大干扰。

  尽管存在以上诸多挑战,总体而言,目前我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状况是好的,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是其它大国无法比拟的。同时,我也有近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新形势下我继续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外交的重点之一,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峰会上提出加强国际合作的重大主张,宣布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五项重大举措,对深化我与发展中国家全面合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外交总体战略中的基础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我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依托,我在国际上孤掌难鸣。因此,既要避免以怀旧的心态盲目抬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影响对总体外交布局的把握,又要避免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地位,导致我对外交基本立足点的定位发生偏差。我应根据发展中国家丰富多彩、内部千差万别的特征,有的放矢地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分门别类地制定国别政策。对发展中大国,应致力于发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对新兴工业国,应侧重经贸互利合作;对最不发达国家,应进一步增加无偿援助;对受美重点打压的发展中国家,应制定特殊政策,为我总体外交服务。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发展问题有可能成为大国间合作和较量的重要领域,我要继续高度重视抓发展的旗帜,在发展领域作出独特贡献。首先要使我们的外援资金最大效度地发挥其政治效益;其次要进一步发挥我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各种合作机制的作用,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也是发展问题最紧迫的地区,要特别加大工作力度;第三  从我能源等战略统筹考虑,使我外援项目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突现双盈。同时注意教育我企业在从事资源开发和互利合作的同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适时回馈当地社会。应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潮流,倡导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自大情绪,在发展中国家树立我平等、公正、友善、大度的形象。

二00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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